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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亚国际注册_「原创」萨缪尔森之忧、金德尔伯格陷阱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发布于: 2020-01-10 16:40:50

弘亚国际注册_「原创」萨缪尔森之忧、金德尔伯格陷阱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弘亚国际注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萨缪尔森之忧”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作为美国贸易保护的理论工具,日益引发广泛的理论争论和舆论关注。本文通过对萨缪尔森和金德尔伯格的经济贸易理论的梳理发现,萨缪尔森和金德尔伯格在本质上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所担忧的共同问题实则是由美国自身的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制度规则和单边主义风格所造成的国家竞争力的不断衰落。“萨缪尔森之忧”与“金德尔伯格陷阱”都是美国保护主义集团进行的理论曲解的产物,其所支持的贸易保护政策无助于解决美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产生负面冲击。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萨缪尔森之忧金德尔伯格陷阱国际经济秩序

jel分类号:f15,f40

当前,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过程中,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的旧作引发广泛关注。一位是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他2004年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的论文《李嘉图与穆勒在何处反驳与证实过主流经济学家们支持全球化的论点?》指出,中美贸易在特定情况下将威胁美国的长期利益(samuelson,2004)。该文一出,立即引发美国保守主义者的集体欢呼,被进一步引申和简化为“中美贸易有损于美国利益”的“萨缪尔森之忧”,成为保护主义集团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争相援引的理论“大纛”。另一位是美国经济史学家、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资深教授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他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金德尔伯格,1973)中指出,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英国无力而美国无意承担国际经济秩序的领导者角色。该观点在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引申之下,变为“美国应警惕中国‘逃避’提供开放市场这一国际公共物品的责任而造成全球秩序混乱”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为美国转移矛盾焦点、逃避国际责任提供理论辩护。

萨缪尔森之忧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看似相互独立,实则相互联系、相互策应,二者分别从双边经贸关系和多边国际经济体系的角度对美国保护主义政策进行理论辩护,共同构成美国推行贸易保护政策、逃避国际责任、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理论工具。本文力图以更加客观公正的态度对萨缪尔森之忧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分析逻辑、误导性以及理论意图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剖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背后的根本症结与应对之道。

作为在国际贸易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文章一经问世,便得到保护主义者的广泛支持,也引发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dixit et a l,2005;李坤望、赵兴军,2006;平新乔,2006)。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出台之后,很多人便将其理论基础归为此文。然而,萨缪尔森的这篇文章真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支撑吗?答案是否定的。

萨缪尔森开门见山地表明,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由贸易在特定情形下将造成美国利益的长期性损失,该损失在完全出清的市场中表现为国民收入的长期性下降。为此,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简明的中美两国单一要素两商品模型。中美两国都使用劳动力要素生产商品1和商品2两种商品。美国的劳动力数量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但是平均生产率是中国的10倍;其中,美国商品1的生产率是中国的40倍,商品2的生产率是中国的2.5倍。因此,美国在商品1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中国则在商品2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接下来,萨缪尔森区分了4种不同的情形。

情形1:封闭经济。中美两国各自独立生产和消费两种产品,两国之间不发生自由贸易。

情形2:自由贸易。中美两国各自出口自己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此时,中美两国的福利都得到了改善。

情形3:自由贸易,并且中国在商品2的生产上发生大幅技术进步。此时,中国福利有所提高,但是贸易条件恶化;美国的福利比中国不发生技术进步时也提高了。

情形4:自由贸易,并且中国在商品1的生产上出现了大幅技术进步,而且该技术进步恰好使中美两国在两种商品上的相对生产率拉平。此时两国之间不存在比较优势,因此也就不存在国际贸易。在此情形下,中国的福利大幅提高,美国的福利相比于中国不发生技术进步的自由贸易状况有所恶化。因此,萨缪尔森得出结论,自由贸易并非总是对一国有利的,当他国发生了在美国传统上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的技术进步时,自由贸易将造成本国福利的恶化。因此,贸易对美国福利的改善是“有条件”的。

公正地讲,萨缪尔森基于单一要素两商品模型的简单框架,扼要地分析了在国际贸易中他国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对美国的福利后果,理论逻辑比较严密。但是,该理论也存在缺陷:一是该理论推演依赖最极端的条件,二是在比较不同情形下的福利后果时选取了不恰当的参照系,存在误导性。贸易保护主义者恰恰利用并放大了上述理论缺陷。

为了驳斥自由贸易不会有损于一国经济的观点,萨缪尔森设想了在中美自由贸易状态下,中国发生了在美国传统上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也即在商品1的生产上的大幅技术进步的情形。与不发生此种技术进步的情形相比,美国的国民收入出现下降,萨缪尔森据此得出结论:自由贸易在一些情况下会危害一国的利益。但是,萨缪尔森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完全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比较对象。从逻辑上讲,如果要论证特定情况下(中国在商品1的生产上发生大幅技术进步)自由贸易将有害于一国经济,应当拿该情况发生后的自由贸易情形与不存在自由贸易的情形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应将情形4与情形1进行比较。此时,对美国而言,情形4并不比情形1差。该结果的含义是,只要存在自由贸易,即使他国发生了最不利于美国的技术进步,美国的福利也不会比封闭经济条件下更差。但是萨缪尔森却错误地将情形4与情形2做比较,发现情形4对美国而言不如情形2。这一结果的含义是,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发生了在自身不具有比较优势领域的技术进步可能有损于他国的福利。这一发现只能证明他国的技术进步而非自由贸易将给美国到来挑战;但是,正如迪克西特等(dixit et al,2005)学者所指出的,这一发现“没有任何政策含义”。

萨缪尔森对情形4中关于中国技术进步的假设过于特殊,也即中国在商品2的生产上所发生的技术进步恰好达到这样一个精确的程度,使得中美两国的比较优势拉平。此时由于中美双方都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贸易不会发生,导致情形4与情形1对美国具有相同的福利后果。正如迪克西特等学者在反驳萨缪尔森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只有在萨缪尔森的所假设的最极端的情况下,对美国而言情形4才跟情形1福利后果相同;因为此时尽管拥有自由贸易体制,但是两个的比较优势完全重合导致贸易为零(dixit et al,2005)。稍微偏离这一程度的技术进步,无论是更大幅度还是更小幅度,都将使中美两国再次出现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双边贸易,使自由贸易的情形4优于封闭经济的情形1。由于这种“精确”的技术进步程度仅具有理论意义而缺乏现实性,因此,我们可以几乎不冒任何风险地说,现实中情形4总是优于情形1,也即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发生何种技术进步,自由贸易总是优于封闭经济。

萨缪尔森的分析依托比较优势的传统框架,在该框架下,贸易将对各国国内的福利分配造成影响,也即在贸易中存在受益者和受损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全球范围内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基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框架的互利共赢的贸易理论(krugman,1979)越来越拥有更加广阔的现实应用前景,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表明该框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巧合的是,如图1所示,恰恰是萨缪尔森文章发布前后,中美产业内贸易的占比一改过去的上升势头,反而出现明显的下降。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如同萨缪尔森所认为的那样,证明了比较优势框架拥有更高的适用性(samuelson,2004),而是由于美国通过实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和出台打压性的产业政策而人为造成的结果。这些政策阻碍了中美产业分工的健康发展,影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也限制了通过发挥收益递增的经济规律推动中美产业合作实现双赢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分工水平的不断深化,产品内分工越来越重要,加工贸易、跨国外包等贸易业态发展势头迅猛,以更加包容的态度看待国际贸易的发展态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收益递增和合作共赢的世界中如何有效推动中美两国更高水平的合作,才是值得认真考虑的重要的问题。

第一,美国竞争力的持续下降。在萨缪尔森的理论分析中,中国在美国传统上具有比较优势领域的技术进步将对美国的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这是萨缪尔森的真正忧虑。萨缪尔森之忧的实质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而非自由贸易体制,而贸易战并非缓解早已走出“幼稚产业”保护时代的美国竞争力下降问题的良方。

第二,穷人和中产阶级利益的相对受损。萨缪尔森之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关注穷人利益的“爱国者”的忧虑。萨缪尔森在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的同时,也呼吁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恰恰是忽略了这一点。从目前看,在特朗普政府推出大规模税制改革,大幅降低公司所得税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是否能够控制住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第三,利益集团对经济活动的扭曲。与对自由贸易在特定条件下将有损美国利益的担忧相比,萨缪尔森对利益集团政治造成的经济扭曲更为警惕。利益集团和民粹政治将对正常的经贸秩序造成干扰,作为经济学者,萨缪尔森向来对“政府失灵”和利益集团政治感到无可奈何。因此,在《李嘉图与穆勒在何处反驳与证实过主流经济学家们支持全球化的论点?》的文章中,萨缪尔森(samuelson,2004)不得不承认,关税是经济活动的“动脉硬化”之源;“在技术进步不断增进全球福利的世界中,与游说集团影响下关税和配额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福利扭曲相比,自由贸易是最优选择。”

如果说“有条件贸易”理论是从双边经贸关系角度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提供理论支撑,那么“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是从国际多边经贸秩序角度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辩护。究其根源,“金德尔伯格陷阱”与金德尔伯格的理论是两回事,“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对金德尔伯格的经济理论的曲解,这种曲解不符合金德尔伯格的理论本意。

作为研究大萧条和国际经济秩序崩溃原因的著作,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提出了不同于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论”和萨缪尔森的“偶然事件论”的关于大萧条造成国际秩序混乱的新解释。他认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需要领导者承担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责任,尤其是危机发生后,领导者应当提供国际开放市场、维持投资流量、保障商业票据贴现等公共物品来支持该体系的顺利运转。更具体地讲,国际经济秩序的领导者有责任提供如下几类公共物品:一是为过剩商品保持开放的市场,二是提供反周期的长期贷款和对外投资,三是在危机时期实行贴现,四是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大萧条巨大破坏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英国没有能力继续发挥其世界经济体系的保险者的作用,而美国迄至1936年又拒绝扮演这一角色”(金德尔伯格,1986)。

金德尔伯格的理论只是表明,世界如果缺乏领导者及其提供的开放市场、反周期对外投资和最后贷款人等公共物品将造成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崩溃;但是,金德尔伯格并未对领导者如何缺位、公共物品如何供给不足的具体方式进行分析,完成这一工作的是约瑟夫·奈。

奈在2017年1月的文章中提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应该同时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前者是由于中国能力太强而与守成大国美国爆发严重冲突;后者则是中国太弱且无意愿承担公共物品的提供责任而成为“破坏性的免费搭车者”,造成世界秩序的混乱(nye,2017)。奈通过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责任归咎到中国一方,将国际经济体系的矛盾转移到中国身上。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奈的“责任论”更加具有在关于国际开放市场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责任上向中国施压的现实指向。

然而,奈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对金德尔伯格的理论的曲解,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和合理性。从历史上看,金德尔伯格认为自1870年起,英国就已经开始衰落了,而美国直到20世界30年代以后,通过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1936年的《三方货币协议》、1941年的《租借法案》、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和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才开始逐步承担国际责任(金德尔伯格,2003)。

如表2所示,考察当时英美两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可以发现,即使在两国实力相当的1870年代时,英国仍然在作为全球秩序的领导者,为稳定全球经济秩序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当时金本位制在全球主要国家得以恢复的背景下,成功地推动了1896-1914年的卓有成效的全球化进程(弗里登,2009)。迄至美国经济体量达到英国两倍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已现颓势的大英帝国仍然是世界秩序的主要维护者,而美国一直抱着孤立主义的态度置身事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达到英国4倍左右的时候,美国才开始逐步承担起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与这段历史相比,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仅占到美国的61.5%。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在为维护世界稳定发展的良好秩序而努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在全球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全球化进程遭遇波折的背景下,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自由贸易和经贸投资便利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更广泛的多边、双边和区域性合作为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奈对中国的“担忧”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经历了从提供国际物品的领导者向逃避国际责任的“免费乘车者”的转变,这在历史上不是头一次。金德尔伯格在梳理美国自1776-1976年两百年的对外经济政策基础上发现,从1960年代早期开始,尤其是1965年越南战争扩大以来,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就表现出不愿承担世界经济领导者责任的迹象(kindleberger,1977)。只不过由于当时缺乏有力的竞争者和1980年代以来美国实力的再次回升,美国又重新回到“领导者”位置上。但在此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中,特朗普政府以更加彻底的方式拒绝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责任。美国一方面批评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将国内政策的优先级置于wto规则之上;另一方面,美国在对中国等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又诉诸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这种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金德尔伯格指出,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往往面临“两难”处境:当不存在领导者时,世界经济面临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困扰;当存在领导者时,却存在相反的风险——一国为了公共利益服务的初衷最后有意识或不知不觉地蜕变成为其排他性的本国利益服务(kindleberger,1977)。这两点都是当前美国政府所应着力避免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不断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月特朗普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表示,“如果能敲定一个比之前好得多的协议,我会加入tpp”。但是正如金德尔伯格认为里根政府推动的多边贸易谈判不是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而是为了追求美国国家利益一样(kindleberger,1986),特朗普对可能重返tpp的表态更多的也是出于追求美国的自身利益、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等方面的考虑。

当前,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萨缪尔森之忧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共同构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理论工具。认清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实质,是有效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的重要前提。

第一,“萨缪尔森之忧”与“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为自己的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进行辩护的理论工具。他们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一方面放大萨缪尔森“有条件贸易”理论中的保护主义成分,从双边经贸关系角度为贸易战做理论辩护;另一方面利用被约瑟夫·奈曲解加工的“金德尔伯格陷阱”论,从国际多边经济秩序角度为美国推卸提供“开放市场”这一公共物品的国际责任。这些理论建构均违背了萨缪尔森和金德尔伯格的本意。

第二,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大背景下,“萨缪尔森之忧”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均具有遏制中国崛起的理论指向。从经济方面看,美国贸易保护的真正目标是打击中国产业竞争力。2018年3月,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对外宣称,美国总统签署的对华产品关税法令将集中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所涉及的产业上,美方防范和打压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三,“萨缪尔森之忧”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均为穿着理论外衣的陈旧观念,不仅违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而且违背美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众所周知,美国工业化的进程与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通过实施“生产率立国”战略和保护性关税等手段,美国才成功从一个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从一个落后国家转型为现代化国家,并为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济学“美国学派”的建构奠定了现实基础(贾根良,2011)。从表3可以看出,在美国gdp达到英国2.3倍的1913年,美国制成品进口关税税率仍在44%的高位,而同期英国基本是零关税。1925年,美国关税税率为37%,到1931年更增至48%,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全球第一的经济霸权地位巩固之后,才开始降低关税。即便如此,也从未达到英国在1860-1932年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

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套用20世纪甚至是19世纪初期施加进口关税等贸易保护的老办法来应对新世界出现的新问题的做法,无异于刻舟求剑。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各国之间经济政治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只有顺应全球化发展大势,构建完善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并不断改进全球治理,才能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过程中获得健康持续发展。一味推行保护主义、力图把美国经济从世界经济中分离出去的做法,不仅有损全球增长前景,而且势必严重损害美国自身的发展利益。

(一)“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美元霸权”的经济运行模式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经济基础

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运行模式问题。一是低储蓄和高消费的经济模式。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美国国内储蓄占gdp的比重仅为18.1%,远低于中国46.1%的储蓄水平,同时也低于德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美国储蓄率低迷的同时,消费水平高企,超出美国自身的供给能力。这一缺口势必通过国外产品的净输入来弥补以维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认为,美国大量贸易逆差的根源是“国内储蓄前所未有的短缺”(罗奇,2014);如果美国不解决储蓄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果只能是把原先来自中国的逆差变为来自其他国家的逆差,国际收支状况难有实质性的改善。二是高负债和“美元霸权”的金融模式。当前,美国政府债务已经达到2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00%。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与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霸权地位相结合,一方面通过为美国经济运行筹措大量资金而使美国获益,另一方面也面临“特里芬两难”,即储备货币发行国面临着向世界各国提供充足流动性与保持本国收支平衡的两个目标无法同时兼顾。美国贸易逆差和政府债务的积累客观上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和美元资产,这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经济金融模式,也是美国大量逆差能够维持并不断积累的客观原因。单方面削减贸易逆差而忽视背后的深刻经济根源并非治本之策。

(二)不合理的国内经济政治规则及其后果是美国竞争力下降和保护主义兴起的制度根源

从经济发展的制度根源上看,美国竞争力的相对衰落及其造成的扩大的贸易逆差是由于其国内的制度“衰朽”造成的。从经济制度看,美国国内存在一系列不公平、无效率的制度和规则。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经济活力下降和竞争力丧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存在包括金融监管、公司治理、税收、贸易、宏观政策、劳工等在内的一系列不公平、不合理经济规则,政府对此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和干预作用。无效的制度造成了美国出现严重的收入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斯蒂格利茨,2017)。从政治制度看,美国的政治衰败和制度僵化问题比较明显,甚至连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断的弗朗西斯•福山今天也开始反思和批评美国的政治衰败,指出美国存在制度的僵化和“家族式”统治复辟的政治制度弊端,阻碍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变革(福山,2015)。

美国的制度衰败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最明显的包括收入不平等的不断拉大,阶层矛盾的日益紧张以及政治上民粹主义的得势。从图2中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和工资占比均表现出较快的波动式上升势头。中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冲突频发,比如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产阶级和底层工人的被剥夺感在政治上表现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得自1980年代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政策第一次主导了美国政府的决策。

当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行事风格越来越明显,而全球经济治理的“碎片化”和脆弱性使其难以制约美国的单边行动。无论是在“扩张”时期,还是在“收缩”阶段,美国的单边主义均对脆弱的全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这也是目前阶段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实力相对上升,扭转了从1965年至80年代初“霸权衰落”的颓势,再次成为强有力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指出,世界各个强国都面临着三重目标之间的权衡:军事安全、满足人民社会经济需求、保持经济增长;而“过度扩张”是鼎盛时期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由盛而衰的共同原因(肯尼迪,1987)。90年代以后,在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的支撑下,美国开始了备受关注的战略扩张。尤其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小布什政府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色彩和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尤其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开始了再次引发全球广泛关注的选择性的“战略收缩”。正如吉尔平等学者的分析,“霸权国”基于自身成本收益的分析决定是否维持或者推翻现行国际秩序(krasner,1976)。在“美国优先”原则下,美国对现行的国际经济治理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因此转而推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选择性的“战略收缩”。

为应对美国保护主义对我国开放发展带来的外部冲击,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澄清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领域的责任和义务,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稳定。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和世界上经济军事实力排名第一的大国,美国在维护国际秩序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萨缪尔森之忧和金德尔伯格陷阱都是美国拒绝市场开放、推脱国际责任的理论工具,必然造成发动和升级贸易摩擦、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撕毁伊朗核协议等后果。对于这些误导性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行动,必须从认识上加以澄清,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稳定繁荣。

第二,加快公平高效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美元霸权”等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在美元拥有世界结算货币地位等制度安排的作用下,美国“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美元霸权”的经济模式才得以维系;美国的利益集团而非普通百姓是该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稳定性构成严峻挑战。为此,必须加快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有效约束美国在汇率、国际结算、互联网等领域所拥有的“超国家”特权,避免上述权力的滥用对世界经济和各国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三,坚持对外开放大方向,采取小多边、次区域、经济圈以及全球多边经贸谈判等多层次手段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挑战,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积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以“中日韩+x”模式开辟合作新领域。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努力寻找各国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和利益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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